但毫无疑问，更广泛的全民参与，明确选举条件，宪法改革的范围和顺序等将成为埃及未来必须要做的。

三、限制与突破：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路径分析（一）行政争议实质解决的目的定位及研究进路1．行政争议实质解决在行政诉讼中的定位。[7]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2页。

三是涉及金钱或其他替代物的行政给付行为。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就是实现权利救济与权力监督的过程，因行政活动之适法性与人民权益之保护二项目的，自法治主义依法行政原理观点，二者实际上互为表里。[18]2.被诉行政行为的类型、特点。3．发挥裁判理由的说理功能，增强裁判的指导性。因此，司法审查不能普遍的确定行政法律关系，一般情形下司法审查还应遵循合法性审查的一般规律。

2．改进与完善行政判决方式。而对于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不加分析地一味尊崇，势必损害司法权自身，使其定分止争、救济权利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它必须成为科学家与法学家的宪法，而不只是政治家或宣传工作者的宪法。

对解决对策的讨论也依然在三个层面展开，即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细化与比较。我总是认为，政治宪法学是在为他们那一套规范主义宪法学的实践运用打造必要的政治前提，试图用学术的方法消解施米特所谓的一个民族的正当意志与一个封闭的合法性体系之间的不可消解的对立。即或在形式上获得了实现，对其效果依然可以心存疑虑。[4]本文所用的体是指研究或讲授什么。

杨陈：《论宪法的规范性》，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而对于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争论与分歧来看，根本症结在于对我们处于什么时代具有不同的判定：政治宪法学虽然没有直言或者竭力回避当下中国仍处于革命时代的判断，但在其字里行间却不难发现它的判断是，我们尚处于革命时代、非常时刻，或者说处于尚待反革命的时代，亟待转向平常时刻的时刻。

其二，中国宪法规定了怎样的主权架构？研究中国宪法的主权架构，除了描述通常意义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一府两院，还必须关照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执政党、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因为它们也是为宪法文本所规定的。[12]韩秀义：《无理论：中国宪法教材编著体例缺陷评价与新体例设想》，载于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春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5]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比如：如果宪法学者以人权为研究标准与基点，认为人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尤其是所有权，这种认识成果就是思想性知识，如果以这种思想性知识为依据，就径直认为中国农民恰恰需要成为土地所有者，则是知识对思想的僭越，因为这中间缺乏对权利原理的揭示与提炼，更缺乏对中国农地权利时空背景与农民权利保障问题逻辑脉络的梳理。

这种宪法学原理是在中外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细化与比较的基础上，通过对宪法（学）共性的极度抽象与提炼而形成的，是对世界各国的宪法（学）共性的高度概括，因此其既有别于张千帆教授的《宪法学导论》，也不同于林来梵教授的《宪法学讲义》[19]。[22]参见喻中：《政治惯例：成为宪法之外的政治习惯法》，载于《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1期。他隐含着用卢梭和施米特的理论来论证他的社会主义宪政，这样恰恰暴露出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这两个理论，尤其是施米特是只有政治而没有宪政的，是只有一种绝对性的敌友政治而没有政治宪政主义的，卢梭也只是政治宪政主义的激进主义形式版本，它们与洛克的反革命或保守主义的政治宪政主义是有本质不同的。但是，方法相对于问题，其毕竟只是研究的手段与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坚持认为方法与方法论具有从属性，因而对方法与方法论讨论与争鸣必须以所研究的问题为依托，或者说，只有真问题被挖掘与提炼出来，方法与方法论的论争才具有意义，否则极有可能形成方法与问题的交锋，这种交锋或许很热闹，但其实质乃为虚假的交战，可能连关公战秦琼的程度都未达到。

秦前红、任丽莉：《宪法学教材建设与宪法学研究关系探微》，载于《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王建学：《宪法解释学与宪法教学》，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教学研究专辑。

第二，外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单薄与缺失。【摘要】无论是在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展开的争鸣，还是关于宪法学教材与教学方法的讨论，都涉及到中国的宪法学研究的体用关系。

[52]不论对重庆模式的内涵与实质做出怎样的揭示与阐发，其核心主旨都可能是对民生的保障与改善。在这种多学科的交汇点上，如果要谈论独特的话，首先不是方法的独特，而是贡献的独特，或者更直白地说，如果宪法学研究欲图有所贡献，凭借的不是什么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是抢占先机地在知识与思想层面做出卓越的学术贡献，这就需要宪法学者首先超越学科界限与打破学科壁垒，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知识）与具有穿透力、前瞻性的宪法学家（思想）。），并且这种区分与解释在笔者看来值得宪法学者借鉴。[1]近期学术争论与讨论的文章主要有：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载于《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从本文的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思想是原创性的、主动的、能动性的，相对知识而言它更为鲜活、动态、开放，它是主体针对某些实践问题或理论问题，或者物质领域或思维领域所进行的分析、推理、演绎等思维活动及其结果。针对这三类研究之体，依托对中国宪法的三维假定及逻辑顺序，或可对中国宪法学研究之用做出如下选择与规划：相对于事实之体与中国宪法的政治法、社会规范的假定，其用包括政治学方法、政治哲学方法、政治宪法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法社会学方法，其间各种方法没有高下之分与优先之别，端赖学者的立场与偏好来加以取舍。

再次，知识——文化法学偏重于对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作学理探讨，研究中大量运用法哲学、法理学原理，并广泛借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元素，尤其是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中各种流派的新潮观点和新颖研究方法，从而使法学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法学的哲理性、抽象性愈趋突出。如果真正坚持科学与规范的宪法研究立场，为什么不将中国共产党纳入政体之中呢？因为按照中国宪法典与中国宪法实践，执政党不仅在宪法典中巍然屹立，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掌握着国家权力，而既然执掌着国家权力，为什么却要将之排除在政体之外呢？这种遗失或规避或许并不是科学、客观与中立的研究立场，而恰恰是中国政治学者通过对古典政体理论的复归以及对中国政体现实的把握，认为在政体分析层次上，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体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44]尽管这是针对中国宪法实施研究所做出的多元假定，但似乎对中国宪法的整体研究也可适用。尽管探索的结果还显粗糙，但若使之内涵更加丰满与完备，则有赖于中国宪法学者彻底完成从外部观察到内在体认的转变与跨越。

如果留学日本，也应该对日本的宪法理论、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做出通透性的学术研究，展示日本宪法的全貌。比如就宪法基础理论而言，主要包括宪法的产生与发展、宪法的概念与本质、宪法的特点与类型、宪法的原则与作用、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宪法的结构与内容、宪法的解释与效力、宪法的公布与实施等等，[17]其中也应该包括该国的宪法哲学，因此特定的宪法哲学家的思想也应得到关注。

[5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规范与实效层面并不必然认为重庆模式完美无缺，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反而还存在着诸多担心。[7]详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第281—383页。当然，中国宪法事实的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不能替代对中国宪法文本的研究，也正是在中国宪法文本的研究中，才能真正发现与体会规范宪法学或宪法解释学的魅力之所在。张千帆教授一般性地、一体化地讨论了由立法、执法与司法权力所构成的政府组织形式，在具体层次上也讨论了中国的相应机构，[7]这似乎在用多体之一支持着一体，可问题是，中国的政体或政府组织形式远非如此。

[15]在陈志武教授与何雪峰教授之间关于农地权利设计路向的差别，就间接体现了宪法的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的差异，彼此的高下或许一目了然。[51]关于重庆模式的内容，可参见苏伟、杨帆、刘士文：《重庆模式》，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在处理西方宪法问题时，习惯整体性思维，往往在西方这一语词下对各个国别的宪法（学）做出总结、提炼与想象，建构共性，这样原本多样化的西方就转变为一体化的西方，一体化的西方虽然来到了中国，成为了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但多样化的西方却在丢失，因而在学术研究中也难见诸如英国宪法学、法国宪法学、德国宪法学、日本宪法学、韩国宪法学这样专门性与思想性的研究。而且这一整套的话语和技术也确实是宪法学家的看家护院的本领，是真正的、狭义的法学内涵，但这不意味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法典）。

第三，从外部观察向内在体认的转型。当然，也不能只讲授宪法原理而不涉及中国宪法，否则不利于同学们对我国宪法的掌握。

如果这个例子能够说明问题，那么就可推知比较宪法学研究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所具有的非常特殊的地位，其对中国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促进作用也就不言而喻。[34]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对于袁伟时教授的反驳性主张来说，虽然从主义角度观之极为丰富，但若从问题角度视之，又显得非常单薄，或正或反，端赖中国宪政建设或法治建设目标在与不在。体的缺失是指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遗漏了一些国家的宪法问题研究，导致了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体的残缺不全。

相对于理论之体与中国宪法的三维假定，可以从任何一个维度展开，从而选择相应的方法。晚近如支振峰博士所提出的内生性规则[53]、郑永流教授所提出的实践法律观[54]、林曦博士所提出的变通型正义观[55]以及笔者所提出的论证性正义[56]都属于从内在体认角度所做的初步探索。

[6]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对体的精确确立与对用的恰切选择，也会开启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新阶段。

第二，针对规范原理上的买办主义，既要借鉴成熟宪政国家队规范主义精神与原理，也要从自身的历史处境出发，并将其全面转化到本土。在这个意义上说，将宪法学仅仅视为科学，是物理学意义的科学，也是学者对自身的矮化，是一种思想层面的自我放逐。